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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云同志是黨內注重調查研究，善于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上作出重大貢獻的一位領導人。陳云指出：“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只有經過交換、比較、反復的調查研究過程，才能避免從片面的實際出發，做到從全面的實際出發，才能避免把階段性的“是”當作過程性的“是”。陳云指出：交換，就是“找有各種不同意見的人交換意見”；比較，就是“要和現行的作比較，和過去的作比較，還要和外國作比較”；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最好過一個時候再看看，然后再作決定”。交換、比較、反復的過程就是調查研究的過程。

向講真話的人調查研究

怎樣調查研究？陳云提出的普遍性方法就是向敢于對你講真話的人調查研究，以求掌握真實情況。他總結道：“搞調查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親自率工作組或派工作組下鄉、下廠，這當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種是每個高中級領導干部都有敢講真話的知心朋友和身邊工作人員，通過他們可以經常聽到基層干部、群眾的呼聲。后一種調查研究，有‘真、快、廣’的特點。”

【1958年7月，陳云同志到無錫國棉二廠調研】

為了搞好后一種調查研究，他希望領導干部“要在各行各業廣交知心朋友”。陳云每逢重大決策，不僅自己下去調查研究，而且常派自己熟悉的同志下去調查，也常找能講真話的可靠人士上來面談，在調查中特別重視反對的意見。這使他總能準確地真實地掌握第一手資料。

從典型著眼調查研究

需要調查研究的地方和事情很多，這就面臨著一個選擇。陳云非常推崇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因為這里毛澤東不是泛泛地調查研究戰爭的戰略問題，也不是泛泛地調查研究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而是用“立足其特點和立足其發展”的方法，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陳云從這里得到啟發，在面臨諸多地方、諸多事情的調查研究時，總是站在戰略的高度選擇有典型意義的地點和事情進行調查研究。

陳云主持陜甘寧邊區財經工作時，提出“是從延安出發還是從上海出發，或者從倫敦出發”的問題。他分析后強調“我們要從土地出發，從延安出發，不從倫敦出發，不從上海出發”。立足于延安調查研究，才出色地解決了邊區的財經問題。在建立北滿根據地期間，陳云在諸多事情面前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作為調查研究的重點。他掌握了那里雇農占農民60%的具體實際，將日偽時期形成的“開拓地”“滿拓地”分給無地的雇農，調動了農民的革命積極性，為建立強大的北滿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陳云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期間，1949年七八月間的上海調查、1951年3月的武漢調查、1955年1月和5月的青浦調查、1961年上半年的化肥工業調查、下半年的青浦小蒸調查與北京煤炭工業和冶金工業調查，都是選擇有典型意義的地點和有典型意義的事情進行的。1949年七八月選擇到上海調查，因為上海是全國經濟的中心，在那里找到穩定經濟的辦法才能穩定全國，新中國才能站得住。在全國準備經濟建設時選擇到武漢調查，因為武漢是中國腹地的交通中心、流通中心，在那里調查研究城鄉交流和市場情況、開展基本建設的途徑、處理中央和地方在財經工作上的關系，具有典型意義。三次青浦調查和1961年上半年的化肥工業調查都與農業問題有關，其典型意義在于全國人民都有飯吃，其他一切事情就都好辦。

【陳云同志在青浦農村調查期間與公社干部的合影。】

從細節入手調查研究

陳云是登高望遠的經濟戰略家，也是注重細節的經濟管理家。正如他所說：“做經濟工作要有戰略眼光，要算大賬。同時，也要算小賬。”在調查研究過程中，陳云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從細節入手。

陳云的上海調查就是從細節入手，解決了上海工廠搬還是不搬的重大問題。上海解放不到兩個月，缺煤少糧，工廠無原料，運輸貴，開工難；財政上稅收少開支大，十分困難。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向中央提出：上海廠校及人員搬遷、疏散到外地。陳云從工廠入手調查，了解到工廠有熟練工人，有廠房、動力及輔助工業，各種各樣的工廠連在一起才形成一定的工業基礎。他由此形成了“沙漠里頭就不能有喜馬拉雅山，一定要有西藏高原才行”的認識。于是，他提出：“搬了，這里工人失業，那里半年也開不了工。因此，我們決定不搬了，要全力維持生產”。

1961年六七月間，陳云在青浦農村調查母豬是公養好還是私養好，也是從細節入手的，即從喂食、墊圈、保胎、接生、保護奶豬、夏天防暑和冬天保暖等進行調查，掌握了私養母豬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鰍等具體事實，得出了“私養母豬養得好，產苗豬多”的結論。經濟困難時期，陳云提出每人每月供應三斤黃豆和半斤魚以解決浮腫病問題，也是從細節入手調查研究解決財經問題的一個例子。

【1961年陳云同志在青浦農村調查時召開座談會一覽表】

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

調查研究最終要落實到決定政策上。陳云指出：“我們常講實事求是。實事，就是要弄清楚實際情況；求是，就是要求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政策。”陳云深入闡釋了調查研究與決定政策的關系。

從先后、難易、本末看，調查研究在先，決定政策在后；“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不忙于決定對策，而首先了解情況，這才不是本末倒置”。

從決定政策的效果看，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才能制定出正確的政策。“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如果天天忙于決定這個，決定那個，很少調查研究實際情況，那就只能制定出片面的錯誤的政策。

從調查研究的時間與決定政策的時間量的比例看，陳云多次強調：“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高界限是“百分之九十九”；“不到百分之十”的最低界限是“百分之一”。從這個界限上，陳云曾經說：“我認為我們做工作，應當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況上。情況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確地決定對策”。

（作者：曹應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理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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